近几十年来，可持续发展、人类发展等概念获得更广泛的认同，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明显增强。（注：在发布反映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状况《世界发展报告》的十几年之后，开始出现评价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状况的报告，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自1990年开始发布《人类发展报告》。）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是否重要。经济增长无疑非常重要，因为它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，是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物质前提。但是，强调社会综合发展的观点认为，经济发展的模式或质量至少同样重要，因为正是它们决定着经济发展最终目标的实现，即全体人类生存和福利状况的不断改善。
　　从纵向上说，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轨迹基本吻合，而横向比较表明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，人文发展水平也较高，反之亦然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不是同义语，两者之间不具有完全的对等或比例关系。处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，社会发展方面依然存在差别，两者一高一低的例子也不少见。有趣的是，社会发展指标在发达国家往往比较接近，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存在更大差别，包括那些处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。
　　这个观察并不出人意料。有研究表明，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和福利制度，在决定一国人口生存状况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。收入分配越不平等，社会发展指标就越有可能落在经济发展指标的后面，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，如果那里的收入分配比较平等，同时伴随可行的社会福利措施，它们的社会发展指标往往显著优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，有的甚至超过比自己远为富裕的国家。在亚洲，常常提到的案例包括改革前的中国和斯里兰卡，它们尽管都属于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，但在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，使它们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之列。印度的喀拉拉邦也是一个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的突出典型。
人口发展指标的变动
　　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，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先后走上市场化道路。这个转轨过程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，在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动下，对社会经济体制进行了重新安排，引起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深刻变化。由于各国初始条件、改革战略、具体政策以及国际环境等方面的不同特点，体制转轨的后果差异很大。
　　首先，各国的经济表现大相径庭，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。从经济增长速度看，中国和越南无疑属于最成功的，改革以来维持了较高的年平均增长率，相反，中亚和中东欧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生产骤然下滑的剧烈痛苦。十几年过去了，这些国家的经济先后走出低谷，其中一些国家获得了连续几年的增长势头，另一些国家仍处于低迷状态，但大部分国家都未恢复到转轨前的经济发展水平，尤其在前苏联地区。
　　其次，各国人口发展平均指标发生了不同方向的变动。这些指标通常表现在以下几方面：(1)富裕程度，表明人口平均拥有的物质财富，通常表现为人均收入，也反映在例如耐用消费品、住房、食品等人均拥有量以及人均个人储蓄等。(2)能力指标，表明人口的社会平均行为能力，其中首先是预期寿命、死亡率和疾病率等，这些指标对人类生命至关重要，因为人必须首先活着才能有所行动，而在活着的人当中，病弱者比健康者在行为能力上通常受到更多限制。此外，在现代社会，人类潜能的充分发挥越来越依靠通过教育获得知识和技能，因此，普遍教育水平是衡量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准。(3)人口变动指标，例如生育率、结婚、离异等，这些虽然是个人行为，但总体变动趋势往往与社会大环境有关，折射人口对未来的预期，这在社会处于相对动荡时期尤其明显。
　　从这几方面来看，各国的变动大体与本国经济发展趋势是一致的，即主要福利指标随经济业绩起伏。